成思危：金融改革需沿着“三化”方向推进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九届全球年会17日在北京召开。IFF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作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但我国金融发展并未跟上实体经济的步伐，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方向进一步改革。成思危表示，金融业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是系统化的目标，“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起到系统监管的效果。  

   金融改革需沿着“三化”推进  

    新华网：您在演讲中提到以后金融改革会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能详细阐述下吗？  

    成思危：在我看来，金融虽属于虚拟经济，但主要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中国的实体经济目前发展的非常扎实，所以金融一定要跟上。也就是我刚刚在演讲中提到的，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  

    国际化，就是要提高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化就需要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如果无法做到这点，人民币就很难成为国际市场的储备货币。因为当作为储备货币存在的人民币出现贬值的时候，无法兑换成其他货币来规避风险，就会造成市场参与者的损失。所以，所谓金融的国际化其实主要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市场化就是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了。还有是要增加市场的主体参与者，让参与者多样化，要引入民营资本。还有一点，金融业一定要认识到自身是服务业的属性，在观念上进行转变，加强金融服务，才能实现市场化。  

    最后一个，系统化，是说我们的监管要系统化。也就是十八大提到的，要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目前金融市场监管是采取“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风险是互相流动的，不可能静止停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资金是需要迅速流动才能产生更多的效益的。所以，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是系统化的目标。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起到系统监管的效果。  

    另外，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体。创新是在监管之外的一个新的东西，监管相应地发现问题，就用新的规定来限制创新，创新又会有新的发展。所以，要做到监管好，我们还要做到依法、合理、适度、有效。  

    中国金融市场亟待强化国际竞争力  


    新华网：那么您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动力是什么？  

    成思危：中国金融改革动力首先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经济要发展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人民拥有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改善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强烈的愿望。而经济发展了，金融一定要跟得上。  

    而中国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它没有协调发展，另外一个是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没跟上。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似乎对我们的冲击不大，实际上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股份制银行、没有金融衍生品这些。但另外从一个角度看，我们的金融效益也随之低下了。这两方面问题需要正视。  


    新华网：过去这十年，您认为我们在金融改革上取得了怎样成效？  

    成思危：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效。银行业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化多元化，期货市场的开拓等。但总体来看，我们与国际上的相比还是竞争力相对较弱。  


    经济体制改革需协调好四个关系  

    新华网：十八大报告中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中的第一项进行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化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怎样理解这段文字？  

    成思危：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真正让市场的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规律呢？第一个规律是价值规律，价格不能和价值脱离。所以这样看，我们实施的补贴政策和限价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第二个规律是供需规律，市场的供需规律是由价值来决定，而不是计划决定的。第三个规律是竞争规律，竞争是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同时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使得消费者受益。普遍来说，已经占有市场的，是不愿意有新的竞争者进入，就会反对竞争。  

    尊重市场规律同时也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规律。

    新华网：您觉得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在于什么？  

    成思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下最关键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这也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尊重市场经济的三大规律。我个人觉得需要注意协调好四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益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面对的。  

    民生的改善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  

    新华网：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能达到7.5%，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将放缓已经成共识，您怎样看待经济增速的下滑？  

    成思危：其实，经济增速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是外需的减少，一方面是国内资源分配上的要求，更多的资源将投入到民生、社会保障上，其他的相应会下降。从目前情况而言，内外因素都要求我们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时，必然造成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的压力。  

    当然，经济增速也与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息息相关。从国家发展策略看，十八大报告强调民生、社保、居民收入倍增等，如果在这块投入较大的话，必然会导致其他投资减少，经济增速势必会下降。  

    我个人觉得，今后的经济增速会在“十二五”规划的区间内——7%左右。7%的增速一方面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多年的经济发展作为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必要的，因为民生的改善、社会保障的完善最终也是要靠社会创造的财富来支撑。所以，需要有预期的经济增长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