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改革才是硬道理

11月8日，所有的目光从美国选举转回中国，转向十八大。  

　　中国面临着转型路径抉择。需要转型，已是共识，如何转型，众说纷纭。  

　　需要转型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新旧体制的矛盾已经影响中国发展进程，这一影响体现在所有的方面，原材料的堆积、商品库存的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GDP至上的政绩考核制度、环境难题，以及通过资金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无所不在的信任危机。吴敬琏先生称为“两头冒尖”，即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现行体制尚不完善，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旧体制挤压新体制，使得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通过市场办法得到及时纠正，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导致社会经济运作成本居高不下。  

　　转型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生存的大命题。  

　　如何转型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在此前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议，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利益的不均衡，这并不奇怪，从不争论到争论，从所有人的终极贫困发展到探讨利益分配体制，这是中国的极大进步，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脱贫最成功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脱贫，联合国的贫困数据将重回下行轨道。  

　　争议集中于未来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利益分配。发展与创新是不变的真理。眼前的不平容易让人回到均贫富的时代，而遗忘所有的均贫富时代都是极端贫困的时代，贫困让人丧失尊严、幸福甚至生命，发展为未来的制度安排定下良好的根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个体成长从低到高的五种需求，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温饱需求得到满足后，我们不能继续以温饱作为剥夺选择权的借口，那相当于剥夺每个公民的尊严，最终会让人失去安全感，使整个社会陷入焦虑不安的情绪之中。  

　　以规范的法治为前提的市场化发展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的空间，市场手段也许有缺陷，但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比市场化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理智的做法是，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方式，堵住本土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漏洞，最大可能地抑制住市场化过程中不合公平、不合效率的结构。  

　　作为中国艰难转型期的一个缩影，中国市场经济的重镇温州经济处于困境这中，以往的发展未能得到延伸，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资金进入房地产与民间借贷等领域，一度以金融泡沫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式微，货币紧缩、全球经济下行之后实体经济、财政收入等捉襟见肘。  

　　经济下行并不可怕，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必有阵痛。改革创新才有生命力，如中国的金融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需要文化金融、债券金融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当旧的行业倒地之后，有活力的经济体必然诞生新的行业。放手让企业按市场的方式发展，建立市场的信用，各种问题自有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致力于分配体制改革，并非均贫富的过程，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发挥人力活力、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过程。从家族、能力而言，人人并非生而平等，最大的平等是个体机会的平等，是个体的努力得到市场原则的公平评估。  

　　一种流传久远的谬误，即市场化必然导致贫富不均。这一说法罔顾历史、缺乏逻辑，禁不起推敲。  

　　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区往往与低效经济、权贵经济伴生而来，无成本红利最容易滋生轻松钱、快钱、不负责任的钱，容易产生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巴西为例，1968年到1976年巴西曾经有过奇迹式增长时代，国有大企业迅速扩张，增长速度达到11%，但随后巴西进入了20年的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失去了20年。如今，巴西的贫民窟日渐庞大，据该国国家地理统计局去年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巴西去年约有114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等各种条件简陋的居所里，占全国总人口的6%，相比于2000年增加了约75%。  

　　市场模式并非铁板一块。著名的有新加坡模式，该国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该国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一强的地位，与外资经济一起并列为新加坡的两大主要经济支柱。但新加坡严厉的法制、企业内部运作的绝对市场效率优先，使该国成为寻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市场绝不插手资源配置，绝不插手企业的具体经营，积极向国际开放，成为与香港一样的低税的金融贸易岛。  

　　还有德国模式，德国是市场强国，但在行业配置等领域，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绝不会出现中国式的大规模钢铁四处开花的情况。同样的，德国拥有完备的法制体系、不容置疑的央行信用、以及对于产权的明确的保护，虽然没有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但德国的科研体系、地方银行、技术工人培训体系、以及对于人才流动的协议，足以支撑起德国各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培育出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  

　　美国模式是另一种典型模式，他们通过金融业的风险分散体制，通过较低的福利、通过最大限度地鼓励企业创新，获得经济源源不动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市场化是选择新加坡模式，还是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如何总结各种模式的成功因素，继续成功基因，并且与本土的文化、企业现状有效结合，是考验国民以及领导者智慧之时。如果中国有幸，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将国际先进经验与传统的优质文化相结合，国家前途不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