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进一步扩大自由，取消特权，消除不平等的竞争，消除不自由的选择。
　　他始终用平实的语言说着深刻的道理，以望九之年，依然奔波在国内外各种学术舞台前沿，登台演讲，调查研究，写论文，开讲座，甚至成为活跃的博客写手，有着上百万粉丝的微博每天更新，并乐此不疲。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在退休后做了3件事：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6月2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亚洲—全球对话深圳分论坛期间，茅于轼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  

　　市场不能解决的要靠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来解决  

　　深圳特区报：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并继续坚持？  

　　茅于轼：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由于自由的扩大。过去的农民不可以进城打工，只能靠种地维持生活。那时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吃饱肚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从此大批农民进城，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是80后、90后，在知识和权利意识上都有了极大提高。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其次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30年前只有国有经济，而且普遍亏损，当时被政府作为负担抛售，形成一轮国企的改革。但现在的不少国企靠着垄断地位，在金融、石油、电力等领域赚取高额利润，构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说3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自由的扩大，这个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自由的后面是平等，平等的结果是自由，而中国经济需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进一步扩大自由，取消特权，消除不平等的竞争，消除不自由的选择。  

　　深圳特区报：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好像又走到了十字路口，遇到一些障碍，如今上下改革的呼声很高，您觉得该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茅于轼：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各国尝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结果是18世纪所开创的市场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全世界纷纷走上市场制度的道路，并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功。其中尤以中国的事实为最有力的证明。  

　　市场制度是最成功的，但它远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它会引发经济周期，有盛有衰，特别是它本身会制造收入的不公平，穷的穷，富的富。因为在市场中钱可以生钱，有钱的人越来越富。市场制造了财富积累的正反馈，也就是常说的马太效应。我过去说过市场有许多优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产生贫富不均。这个毛病是市场造成的，因此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它。一般就是靠政府来纠正它。也就是说，市场不能解决的东西，要靠政治制度安排来解决，比如财产的保护，人身的保护，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市场经济可以解决财富生产问题，但解决不了分配问题，这要靠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力量来解决。此外，环境恶化危机也不是市场经济所能解决的，同样要靠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  

　　让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流动  

　　深圳特区报：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其流动性，您如何理解流动性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茅于轼：社会的开放包括流动性，流动性是自由选择的权利，过去没有，现在可以，选择机会更多；中国对出身的歧视，现在也没有了。  

　　30多年前的政治目标是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形成很大的凝聚力，也成为改革的共识。那个时候，那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做个体户成为万元户，社会有较好的垂直流动性，可是30多年后，许多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一些人不能从低收入走到高收入。出现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固化自己的利益，致使流动性减少，妨碍自由平等的实现。比方在某些垄断行业，只有与它有特别关系的人才能进入该行业，其他人无法染指，员工都是自己的人。所以中国要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塑造垂直流动性，让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流动，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会对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有所帮助。  

　　深圳特区报：有人说，30多年的改革走到现在，一些容易的都改革了，现在剩下的改革都是一些难点，因此改革更难？  

　　茅于轼：其实不应该这样理解。现在的许多问题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很难，比如垂直流动性问题，过去并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现在有了它，其他的机会就少了，垄断利益集团的出现，使改革出现了新的障碍，产生了大量的特权，减少了财富的创造力。改革是错综复杂的，必须要有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才能解决这些新问题。  

　　深圳特区报：有人说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负面影响很大，您如何看？  

　　茅于轼：其实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正是中国改革的好机会，出口减少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应该增加进口，制造逆差，可以增加内需，提高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内需不足必定消费不足，现在居民分配占GDP比重太低，只有居民手里有了钱，消费才会拉动起来。  

　　提振经济，现在不能采取老办法，不能靠扩大投入，不能靠发钞票，搞项目，而是要靠控制成本，减少浪费，打破垄断。要开放金融市场，充分发挥资本的效率，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如果资金不能优化配置，那资金的浪费就不可小看的，要推动利率市场化，使资金效率最大化，同样是创造财富。温州的金融改革，关键就在提高金融效率。根本问题就是要让民营资本进入，他用自己的钱，他自己来干，不是交给谁来干。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民营经济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  

　　深圳特区报：您一贯主张金融市场开放，也身体力行创办了小额贷款公司。您所推行的小额贷款公司现在运转如何？在金融改革中有什么启示作用？  

　　茅于轼：我特别希望中国开放金融业。中国的金融业实在令人担忧，它没有能力把低利息的钱调动变成高利息，所以存款只能享受低利率，有时比不上通货膨胀，而民营企业家却很需要钱。中国的金融业变成一个非常缺乏效率的行业，造成房地产的泡沫，造成民营企业筹资困难，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很多就业的机会丢掉了。这么糟糕的金融业不能把钱合理配制给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国家生产力大大损失掉了。  

　　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做了很多年了，1993年，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山西龙水头村小额贷款项目，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需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要收利息。不多的贷款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诸多困难，如今这个项目又在成都大邑推广，我们主要是筹措资金，负责培训，最高可以贷款3万元。其中关键的就是要与当地百姓结合，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控制风险，这个项目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深圳特区报：这种方式是发挥民间资本作用的一种新方式，可民间借贷也很容易被人误认为非法集资，出现了像吴英这样的个案，您怎么看待它？  

　　茅于轼：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如果有，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本来我用自己的钱，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吴英的案子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也是因为对这个罪名的理解有看法。  

　　深圳特区报：民营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最近人们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玻璃门”和“弹簧门”的说法，国家在2010就出台了“新36条”扶植民营经济，最近六大部委也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铁路、电信等行业，但是效果不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  

　　茅于轼：其实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利益集团、垄断行业更不用说，投资机会被垄断，效率低下，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凭着垄断地位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垄断利益。因此，关键还是要打破垄断，公开竞争，自由选择，营造开放宽松的环境。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在很多障碍下的发展，要想完全焕发他们的活力，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就像“新36条”，为什么落实有难度，这其中大多是政策、市场环境的问题。民营企业是在与软约束竞争。在法律上国企和民企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文，在法律的执行上，对国企和民企也不一样。民营企业在市场进入上有许多限制。政策规定私企不得参与稀缺资源的生产；不得从事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行业的活动；不得参与可能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的活动。此外，民营企业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获得投资或银行贷款。  

　　现在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民营经济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价格是决定人行为的一个信号，价格不动，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动的，这个价格包括人民币汇率，包括很多的税率，比如资源税。因此特别要开放经济市场，这样才有可能把结构调过来。

　深圳特区报：珠三角民营经济大都是制造业，如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急切的问题，您对此有何建议？  

　　茅于轼：从过去30年看，我们的制造业应该是很成功的，现在遇到外部环境，融资难题等，对制造业的有些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应过分悲观。世界市场很大，过去我们主要是欧美市场，现在可以转向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转型是必然结果，同时要注重营造品牌，建议那些利润薄甚至亏损又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企业尽快转型，有条件的要注重向金融物流发展，重视向服务业、虚拟经济发展。

　　深圳特区报：这两年大家对房地产意见很多，而国家也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并取得初步效果。有人认为，一二线城市新房的空置率并没有那么高，另外，政府加大了保障房的建设，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我最近走了几个城市，新房的空置率依然很高，这几年，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反反复复，效果总是不明显，人们总是担心政策调控还没有完，价格又上去了。只要房地产成了一个投机市场，国家如果不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这个泡沫最终总会破灭。我认为，可以用税收的办法来调控，对空置一年的新房征税，让房地产不再成为投机市场，这样或许能解决泡沫问题。但同时要开放其他市场，让人们有更多投资的渠道。对于保障房或者廉租房，我以前也说过许多，政府可以少建廉租房，即使建，标准也可以低一点，提供最低保障，最好的办法是把钱用在最困难的人群，我主张给货币补贴。其实也不光是住房的问题，所有的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都不应该用价格补贴，应该用收入补贴，发挥市场这个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