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区到新区 区域发展向纵深挺进

　　“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周年视觉记忆展览”正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深圳中心书城举行，人们鱼贯而入，沿着幕墙静静地欣赏，时而低声地交流着。

　　展览选在此时举办显得意味深长。８月２６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３０周岁“生日”。已届“而立之年”的深圳特区不久前刚刚完成“扩容”，将整个深圳市纳入特区范畴，人们期待此举能够吟唱出更多的特区“传奇”。

　　８月２６日同样是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成立３０周年纪念日。在过去３０年，特区的建设者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提供了成功的示范，其特区精神、特区经验、特区速度和特区效应震惊世界。

　　特区先行先试发展经济

　　２００９年，深圳市经济总量超过８２００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达１．３６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成长、壮大并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与之比邻的珠海特区也不遑多让，经济总量突破１０００亿元，比成立之初的１９８０年增长了２１０倍。３０年来，珠海市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长１５％，２００９年突破１万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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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３０年来经济特区的发展，人们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大胆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路。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表示，深圳经济特区３０年来不辱使命，敢为人先，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过去３０年，深圳以年均２５．８％的增长速度累计创造了５．７８万亿元ＧＤＰ，实现中央各项税收１．２３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从边陲小镇迅速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现代化大城市。

　　在中国改革事业进程中有许多“第一”出自深圳，如第一只股票、土地市场首次拍卖等。用王荣的话说，“深圳用成功的实践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从最初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成为高科技创新企业之都，从经济改革到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从最初对外开放的“处女地”，逐渐成为先进经验和先进制度的试验田，始终领中国风气之先。

　　“深圳敢于冲破旧的体制，‘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和实践，取得巨大的成就。”王荣表示。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珺表示：“特区的成就表明，中国通过区域试点、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这也为当前中国在新时期推进新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思路体系。”

　　从特区到新区

　　在中国的广阔腹地，变革激发出的生机３０年来产生巨大的辐射力。

　　从四大经济特区到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再到刚刚成立的重庆两江新区，在特区经济蓬勃发展的３０年后，多个被赋予综合配套改革重任的新区已经悄然崛起。

　　如今，站在３０年的历史节点上，在以崛起之势崭露头角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创新性新区面前，以深圳为代表的“老特区”在中国推进全面深入改革的过程中，更像一位朝深层次掘进的探路者，虽然前路有更多不确定、更多艰难，但也带给人们更多希冀，如同它们３０年来走过的历程一样。

　　眼下，深圳正紧锣密鼓地推动农民工入户工作。按照最新的“外来人员积分入户制度”，这座城市今年将向４６００名农民工提供积分入户计划指标。与此同时，与其远隔１０００多公里的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在推进“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艰巨改革。

　　如同城镇化的模式一样，特区经验广泛输入到以新区为代表的中国腹地，成为政策推进的范本。“这不是偶然现象。”深圳市科工贸信委副主任陆健对此深有感触，“过去３０年间，深圳在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等领域，为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眼下中国积极推进建设的多个新区，正是对这些宝贵经验的升华、利用和发挥。”

　　王珺指出，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新区”，名称的变化表明中国政府和社会不仅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也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如何革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在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发展尤其是土地利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平等就业、健全城乡社保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区域带动”改革战略推向纵深

　　共同的改革主题、各具特色的改革探索——从“经济特区”到“改革新区”的经验积累中，中国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制度领域内，将“区域带动”改革战略推向纵深。

　　从特区到新区的嬗变，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努力将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和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延续，既为中国持续发展打造新的发动机，也为深化改革设立新的试验区。

　　长期研究区域经济联动趋势的陆健认为，以经济领域为例，正是在深圳经验的基础上，多个经济特区和新区都将高新技术产业和自主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产业与环境、社会的均衡。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而立之年”的特区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成长烦恼”和“转型阵痛”，也为中国推进以综合配套改革为主旨的新区建设提供了“突围方向”。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易振球强调，中国近年来密集推出多个区域经济规划的意义，并非简单地复制增加和扩大过去经济特区的生产经营方式、数量和规模，而是意在通过制度创新“做出增量”，寻求突破，“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从特区到新区，中国通过区域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具体操作进程也在发生深层次变化。易振球表示，与经济特区设立初期国家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不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在税收和财政支持方面拥有的优惠政策不多，主要是拥有改革先行先试的权利。他说：“正是在多年特区建设的经验基础上，综合配套改革不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此作为改革路线图。可以想象，未来的中国新区，将呈现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