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科研规律行事，论文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处理的


关于SCI的讨论和争议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国家也在这种争议中取得了SCI论文数量在国际上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这是个好事情，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SCI论文也是应该肯定的。至于SCI论文在我国尤其在今天引发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和科学家对相关政策的行为所导致的。至于具体原因，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甚或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就劣质SCI论文而言，有的学者是为了那诱人的奖金，有的是为了满足职称晋升的条件要求，有的是为了满足获得学位的条件要求，有的是为了满足所承担的项目课题的任务要求，有的是为了满足基金项目申请要求……等等。

SCI论文是学术成果被学术界认可的主要方式

SCI论文不应该受到指责，不但不应该指责，对于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我们，在英语已经作为国际上科技交流的主要语言的今天，还应该受到鼓励，要大力提倡。特别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但不涉及到国家机密和专利知识产权等问题）者，更要大力提倡发表SCI论文。鼓励和提倡发表SCI论文，并不是不择手段的，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按照学界的常规进行。学界有学界的规则，科学家们也都知道自己的行业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探索自然规律，为了丰富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为了为人类造福。科技论文是知识的载体，关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不发表SCI论文，怎么与国际同行交流？国内外同行又怎么知道你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们能对适者生存理解得这么深吗？如果不是沃森那么着急发表DNA双螺旋，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人类的有些疾病和特征等等了解得这么多吗？在今天，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花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花费了纳税人的税钱，给一个交代是应该的。至于给出什么样的交代，什么水平的交代，就需要一个规范和要求了。那么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是合适的呢？谁来制定、如何制定这些要求和条文，在什么指导思想、什么背景下制定这些规范要求等等，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政策就是指挥棒，多数科学家还是很守规矩听指挥的。那么指挥棒指向何方就很关键了。

说起来，当今我国的科研人员也是很可怜的，在不知不觉中就丧失了自我，明明白白就走了“歪路”。不同时代的学者，会面临不同的生存选择压力。从50年代说起吧，这一代科学家还好些，留苏的学者也很多，但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60年代毕业的就惨了，大学教育虽然还不错，但毕业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70年代是以老三届为主了，这一代是历史的牺牲品，正规的教育训练都几乎没有；恢复高考后的学子从81年就开始逐渐毕业了，但开始几届的高中教育却又是很不足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在社会大环境中，面对社会选择压力，一介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不适应就被淘汰，这个自然社会法则是谁都明白的。社会发展有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有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国家遭了那么多的难，10年文革将什么规则都破坏了，拨乱反正后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当时是“百废待兴”，可是世界允许我们按部就班吗？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被人蔑视，这些需要政治家们考虑的问题，我们不是也能够稍微明白一些吗？何况我们也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发表SCI论文要质量优先

SCI论文需要鼓励和提倡是没有疑义的。科学家们都清楚什么水平的论文是他们所希望的，所追求的。论文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是记录科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式。论文的质量是首要问题。科学家们都知道Nature, Science, Cell的论文比一般刊物的论文要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科学家是很自豪的。同时也都清楚象国内一些学会组织借召开学术会议而编著的会议论文集和一些地方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价值应该不是很高（排除例外情况）。数量是需要的，质量也是首先要关注的。其实，如果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行事，论文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理解和处理的。

强调论文的质量是无比正确的，也是永远正确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没有深厚的积累和储备，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的事情，发生的几率不大。高质量的论文，被同行阅读和引用的次数和几率就多（大），因此论文引用率被认为是评价一篇论文质量一个很好的指标。关于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看看他（她）在业界的影响和科研业绩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从事多年的研究花费巨资而没有什么论文发表的学人，说不久将会有重大发现或者重要论文发表，可信吗？即使发表了许多论文而很少被引用，能说是在学科发展上或某个领域内有重要贡献吗？但是如果要定量考核一个科研人员的工作业绩，尤其是跟晋升、待遇（如薪水、住房）等等都挂钩的时候，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关于这个问题国家的相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文件和指导性意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精神，也就是在这些文件和精神指导下，高校里的教授们、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们在不知不觉中，但也是明明白白地走到了今天。

SCI论文不可绝对化

我们国家有过特殊时期，改革创新是必须的，这也是国家的英明决策，我们都是受益者。在改革转型时期，政策制订者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前面说的指挥棒问题。据说是在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次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他们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国家处于转型期，国内的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的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制度在国内实施不现实。 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施加一些压力，使他们单位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因此，SCI论文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在用它作为科研考核评价指标时，我们如何使用的问题。SCI 论文至上正确吗？答案是很明了的。对于科学研究这项特殊活动，能够实现定量评价吗？如果定量了是否就能保证客观呢？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考核评价标准的时候，应该多考虑是否能进一步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于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否更有利？如果能达到这些目的，自然就是合理的。任何以“整”科研人员为出发点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在违背科研规律而出台的政策条文，都只能起负面效应，最后是阻碍了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

SCI 论文在我国当今引发的问题很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很多。不管怎样，在学界的行业规范下，应该进一步鼓励和提倡发表SCI论文，发表高质量的SCI论文，发表涉及国计民生重要科学问题、对人类认识自然贡献大的SCI论文，同时要关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工作，只有让世界了解我们，我国学者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有学术地位。当科学家们都能严格按照科学研究的规范进行工作的时候，当相关的政策法规都不再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而是促进科学研究时，发表高质量的科学论文就是科学家的自觉行为，是一种追求了，这样数量和质量也就统一了。

[技术小屁孩]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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