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新《公司法》将正式实施。和原《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共进行了12处修订，主要涉及三方面改革：一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二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三是进一步简化了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新《公司法》简化了企业注册流程、降低了创业门槛，有利于进一步为市场松绑，鼓励创新创业，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社会各界在对新《公司法》鼓励创新创业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公司法》修订后可能带来的风险十分关注。人们认为，《公司法》的修订需要相关配套法律体系的跟进，保护债权人利益、健全企业主体信用等制度也有望陆续提上日程。
　　那么，在这场激发企业创业活力的变革中，我国创业环境将有哪些改善？在我国各级主管部门的管理理念逐渐由“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的过程中，企业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公司法》又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日前，记者采访了部分法学界、企业界和创业企业服务机构的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主持人：
　　本报记者邓淑华
　　嘉宾：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李艳娜北京市律师协会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吉华上海杨浦创业中心总经理
　　潘海东互动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陆凡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降低创业门槛鼓励创新创业
　　记者：新《公司法》实施在即，国家出台新《公司法》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又有哪些积极意义？
　　杨东：此次改革力度较大，改革速度也偏快。一般相关法律的修订都需要较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此次能够如此快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令学术界有点惊讶。我们也给予高度评价，这将极大促进我国经济创新发展。
　　《公司法》的修订和当前我国改革的思路一脉相承。当前我国正在提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这就需要更多有创业和投资需求的相关机构设立公司，促进带动就业，推动创新发展。
　　新《公司法》简化了企业创办流程，降低了创业门槛，刺激了市场活力，激发了创业热情，鼓舞了创新意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只要有想法、有创意就能够更容易、更快、更有效地设立企业，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创新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快速进步。同时，这样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市场主体加强自律，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真正实现该市场管的交给市场，该企业管的交给企业，该政府管的必须要管好，厘清政府部门的职责和相互关系，最终促使更多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激发企业活力。
　　陆凡：我国《公司法》从2005年修订后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和国际相比还有很多地方落后，包括注册资本门槛、出资缴纳等方面都有些不符合国际惯例。我以前在美国创办过公司，美国根本没有注册资本的概念，你要投资多少是公司自己的事情。以前公司注册对企业运营范围的限制也比较严格。但是公司在发展中会发现真正应用的领域可能超出了它以前设立的范围，这时要调整非常麻烦。所以，此次《公司法》的修订包括后续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的改革也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目前新《公司法》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管理，既不需要注册资金也不需要年检，企业要主动申报，整个改革都在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鼓励创业企业更加迅速地成长。
　　谢吉华：过去我国各地方政府以及各服务机构也出台过一些特惠政策，比如注册资本可以分期到位，或者某些区域创业可以实现“零成本”注册创业等。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这些政策将变成普惠制，对于进一步鼓励创新创业是一大利好。事实上，创业初期企业的资本比较紧张，如果注册资本不高或者不到位对企业形象有影响。新《公司法》取消了注册资本限制，更加符合创业的实际需求，更加实用。许多科技型初创企业更关注和更擅长怎么把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简化企业申报流程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有利于鼓励创新创业。
　　李艳娜：此次新《公司法》修订了12条，主要是把人民币的概念淡化了，企业注册时可以以实物、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这样放开后就使得知识产权可以百分之百作为注册资本注资，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过去知识产权经过评估后也可以作为注册资本，但往往存在着知识产权价值高估现象，许多知识产权都被高估到几百万元乃至几千万元，而且需要资金到位，这就容易导致企业在完成注册后出现大量资金出逃现象，也导致企业在上市时出现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过去的制度是逼着人们去作假，高估其价值。如今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使得人们创办公司更加合法合规，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此外，此次新《公司法》的出台也将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这将是新《公司法》的一个亮点。
　　记者：《新公司法》的出台，对于互联网企业有哪些直接影响？会让你们对工作做出哪些调整？
　　潘海东：《新公司法》的出台将会进一步推动创业大潮，更多的中小企业会进行互联网营销，将给我们的业务发展带来“井喷”，我们会在技术和内容运营方面做更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这一发展。
　　从“严进宽管”到“宽进严管”
　　记者：新《公司法》使得理论上“一元创办公司”变为可能，创业门槛的下降是否会导致商业风险的增加？应该如何规避其中的风险问题？
　　潘海东：有市场的地方就有风险。新《公司法》降低了创业门槛，但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市场交易风险增大。新《公司法》作为一部鼓励公司自治的市场型公司法，只管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做了很好的“减法”；在监管方面则需要做“加法”，进一步加强债权人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
　　陆凡：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假设我们把窗户打开，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是否要把窗户关上？这要从整个大环境来判断，不能因噎废食。以前是政府粗放式管理，设立统一的门槛让大家创业都变得很难，把一些真正想创业、想干事的公司难住，并没有发挥政府的管理水平。现在希望通过新《公司法》的实施，让优秀公司能够很容易地成长起来，相反对触犯法律的公司加大处罚力度，加大违法成本，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些都是工商管理等各个部门应该要做的事情。新《公司法》改革方向非常好，也将推动我国各级主管部门的管理理念逐渐由“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如何能够既鼓励创新创业，同时又能对整个创业环境、商业风险、公司道德风险有很好的控制，这考验政府的执法管控能力。
　　谢吉华：商业风险并非是随着创业门槛的抬高就减少。新《公司法》降低了创业门槛，与此同时国家也要进一步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引导企业合法经营，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简政放权，这样做并不一定会增加犯错误的风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及时调整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杨东：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很严重，人们难免会担心：如果没有注册资金，怎么保护债权人和合作对象的利益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不必过于担心，这并不会导致出现太多混乱情况。正常交易过程中，注册资本的多少只是企业实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合作实力，主要看企业成长性、高管实力、产品品质以及市场前景等，是否有风险要交给市场自己去判断。
　　记者：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公司法》的落实，目前还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跟进？
　　杨东：国务院正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新条例将于近期出台。我国在工商登记方面的一些细则也正在起草，即将推出。有关债权人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将在相关实施细则、实施规定中加以具体规定，同时会根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新《公司法》涉及一个体系工程。为了配套新《公司法》的实施，涉及公司重组并购、债权人保护等其他相关法律的修订也要加快，如《证券法》也即将正式启动修订。此外，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政府的管理将更加规范化，对于企业的退出机制和事后监管制度都将进一步加强，也将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潘海东：新《公司法》对注册资本没有要求，公司之间业务往来对风险的判断自然不会集中在注册资本上面，而是基于对公司过往交易记录及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公司法》的实施会导致公司之间交易风险降低，但是公司之间交易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市场交易。要规避这些风险，就必须尽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记者：在主管部门对企业从“严进宽管”到“宽进严管”的转变过程中，这对企业经营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对于我国未来商业环境会产生哪些影响？
　　李艳娜：从表面上看，新《公司法》降低了创业门槛，让创业变得更容易。但事实上，对于一个真正想创业的人来说，3万元或者5万元的注册门槛对于他们并不是一件难事。由于新《公司法》的修订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工商登记制度的全面放开，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的跟进，这将导致未来公司经营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使得企业避税变得更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主管部门对企业从“严进宽管”到“宽进严管”的转变中，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多了。创业不是变得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
　　以前《刑法》规定了虚假出资罪和抽逃出资罪。如果现在诚信体系不建立，这两条法律将形同虚设。新《公司法》是一个导火索，将倒逼我国诚信体系加快建设。如何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一是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要透明。以后怎么和“一元钱公司”合作？肯定需要查一查，对于那些空壳公司，或者法定代表人是孤寡老人的规避刑事风险责任的公司就会避开。二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应该公开，至少向律师公开。三是土地使用权公开。随着信用体系的建设，新《公司法》将可以增加国家税收。过去由于信息不透明，企业虚假合同和合理避税现象广泛存在，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和工商信息的透明，避税将变得更难。此外，公司经营的法律建设也将进一步提升，《破产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间不良资产收购也将有可能实现大增长。中小企业信息公开模式将向上市公司模式靠拢。信用体系建设需要通过互联网的介入和社会舆论监督。如果真正建立起来，将有利于推动我国法治建设。
　　杨东：在新《公司法》实施的过程中，全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加快构建。由于我国各地情况不同，全国信用体系的透明化、信息化、公开化需要国家整体加以推动。除了对国家工商总局工商登记注册的相关细则加以规范外，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公司的各方面活动的监管也要加强，这种设计一定要进一步市场化。
　　记者：为了更好地改善我国商业环境，促进创业企业成长，你有哪些建议？
　　陆凡：新《公司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利于促进创业。但是如果国家税务部门能够进一步简化企业保税制度，将更有利于创业。现在的报税程序增加了企业工作量。同时，周期增长，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也增加政府税收管控的压力。我国应该首先保护创业企业更好地长大，这一点可以向美国学习。美国实行年底申报制，瞎报或者隐瞒不报被发现后再给予重罚。这也和当前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思路一脉相承。
　　杨东：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公司融资特别重要，我建议未来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政府要更加规范地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尤其是鼓励和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这将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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